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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專業機構不應浪費社會資源 專職科研機構的設立不僅意味著人們對科研重要性的認識，更是看出科研對提高人的認識之促進，以及科研成果為發明創造打下理路基礎能出產品帶來經濟效益；而經濟效益又為科研持續和擴大創造了條件，形成良性循環。專職科研機構的最主要資源是研究人員。科研工作者不直接從事生產，需要得到供養維持生存和進修，做實驗和對自然與社會做考察都得耗費資金。因此，科研機構在管理上必須用任人與用物都得宜，擇優錄用人才並取得資金來源。科研管理雖不是科研本身，但也像科研那樣有一個探索新途和從失誤中吸取教訓加以改進的過程。俄羅斯在彼得大帝時期仿照西歐初建科學院，並從法國德國等聘請人才，以壯大研究隊伍加速科研事業的發展。這原是合宜的措施，但曾有丟棄本國民間成果的不恰當做法。那時在醫學研究上曾一味注重他國模式而把民間醫學拋棄。殊不知西歐醫學也是在民間醫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化學合成製藥工業尚未成熟的階段，從天然植物中篩選藥用植物製作湯藥，這樣類似於舊中醫的治療方法並非無效，往往與現代精製的藥片形式不同而本質相同。例如蘿芙草的成分作用與人工合成的利血平片劑並無二致；麻黃片劑與溶液針劑與用植物麻黃木煎的汁異曲同工。
中國也曾有過類似於俄羅斯的錯誤，在民國時期政府曾下令廢止中醫，後因民間普遍抵制而作罷。1957年毛澤東別有用心地搞假鳴放為真整人的所謂“反右派運動”做準備。那時上海第一醫學院（簡稱“上醫“）西醫專業的高材生方能御提出西醫不應排斥中醫，以免重蹈舊俄羅斯的覆轍。他的話居然被歪曲引申為“反對蘇聯老大哥”，更被引申為“反對社會主義陣營”，也就是“反黨反人民“。1970年代末筆者在上醫附屬的教學醫院華山醫院（前身是“紅十字會醫院”）因腎結石而就診時，一位名叫顧玉東的主治醫師兼中國科學院醫學學部委員問我“方能御是你的親屬嗎？因為你們的姓名只相差一個字，而且彼此面容有點像”。我告訴他能御是我家兄，他當即誠懇地對我說“請你把能御請來一見，我要代表全班同學向他道歉。1957年時我們都年輕缺乏政治修養和傳統道德。我們明知方能御的話沒錯，卻跟著班上的投機分子瞎起哄把他打成了’右派份子’, 說穿了並不是維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而是妒嫉他太優秀了。我和他在中專上海市衛生學校是同學，我們1955年畢業後都是工作了一年後才報考上醫的。儘管學歷與工作年份相同而我們卻遠不及他。老方不但懂俄語，而且能用英語寫專業論文。在1956年夏季我們尚未在上醫正式入學時，上醫舉行校慶學術報告會，老方走上講台作的發言令在場的教授們頻頻點頭讚賞。如今經過‘文化革命’，我們已經看出了政府對不起民眾。罪魁禍首毛澤東應負主要罪責。毛澤東集團利用社會落後因素使我們犯了傷害方能御的錯誤。。。“ 以上雖然是本文的插話，但足以反映對人才的戕害所造成的對科研事業的損害。
科研機構網羅人才與選擇研究課題應注重長遠深入，不必像生產單位的技術部門那樣遷就急需，但也不宜過分凌空而不與社會現狀及需要結合。二戰前英國的科研與生產較平衡而成效卓著。二戰後英國的科研並不落後，但因偏重理論原理研究而未充分重視把理論轉化為技術和投入應用產品生產，以至於失去了原先超過美國的優勢。美國後來居上的另一因素是大量引進外來人才，尤其是在二戰前就開始不怕從敵對國引進像愛因斯坦，費米這樣的世界一流人才，在二戰才結束時從嚴重遭受戰爭創傷而使得科學家失去研究條件的德國搶著羅致優秀人才。中國大陸實行官方分配大學生與研究生就業的制度，以及官員親屬享有特權隨意進入科研機構佔據位置，使得不少沒有政治後台的和不屈服於專制腐敗政治的優秀人才散落在非科研機構，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儘管毛澤東曾口是心非地宣稱“世間一切財富中，人是第一的可寶貴的“，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對人才和物力這兩項社會資源的浪費已是有目共睹的了。即使是制度民主的國家在人才的使用與科研的選題上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科研單位未衡量申請就職者的思維能力與見解，而刻板地要求可以耗費時間與資金勉強達到的 學歷，就會埋沒人才；儘管有真才實學的人在民主社會退而求其次也會顯露才華，但畢竟未能人盡其才。另外，某些科研項目注重形式而脫離實際也造成浪費。人與貓狗牛馬的感情交流已是人們早已體會到的了，但對雞的智力研究很少，近年曾有科學家觀察到雞對環境的判
斷力以及它對同伴與人的感情表現，並將這方面的實驗結果作為最新科研成果在專業刊物上發表，其實，只要問一下有養雞經驗的農民，他就可以說出相同甚至更深入細緻的結論來。諸如此類的浪費不止一端，猶如古人諷刺的撰寫《太陽曬屁股賦》的浪費文才。商業部門講求實際效益，往往能較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這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實例甚多，不必贅言。科研管理部門適當利用經濟槓桿不無益處，可是在中共專制政體下，“文革”後科研部門“向錢看”把科研庸俗化所造成的“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偏離了科研的根本目的，甚至政法和軍醫部門研究折磨人的方法更是不可容忍的罪孽。
物力與人力都應該服從人類進步的整體長遠利益，科研事業對物力與人力的使用更應符合科學原則與道義。中國古代提倡伯樂精神。王亞南擔任廈門大學校長時，把畢業於該校的數學家陳景潤從不適合他的中學崗位推薦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是愛惜人才的正面例子。然而，個人發掘與推薦人才畢竟難以使全社會的人才，尤其是潛在人才，受惠。領導科學早在幾十年前已確立為學科，美國的軍事院校早就開設這門學科，並出版過論文專集。馮之浚教授在1980年代初率先在上海鐵道學院開講領導科學。深圳特區的高校也曾較早開設這門學科。前深圳市長梁湘在尚未遭到鄧小平江澤民集團奪去職權時，曾下令全深圳科長以上幹部必須先進修領導科學才可以走馬上任。從江蘇省南通市來到美國的工藝與電腦專才金銀華先生倡議在各級學校設置創造發明選修課程。這些都是明智之舉。但是，理論能否付諸實踐往往受社會政治因素制約；因此，怎樣合理使用人力物力來開展科研這方面的探索應與政治改革同時並舉。
方能達 201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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