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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需要創造發明新的思想方法 以縱觀全局地看待社會歷史及現狀
以史為鑑指導行動減少失誤是明智之舉，但如何汲取歷史經驗尚局限於從幾個側面看問題而未能縱觀全局，儘管人們往往覺得自己看問題的幾個側面似乎已是縱觀全局而完備的了。更有甚者有人難免存門戶之見一概排斥不同於自己的觀點而未能公平客觀並條分縷析地從異見中選出合理的成份來彌補自身的不足。先賢指出“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便是意識到正確全面地看待問題之不易。應該說大部份學者都是嚴肅認真的。至於不良政客為著私利而故意歪曲事實以錯誤論調蠱惑人心則另當別論。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從古到今各國學者的史觀，作為去蕪存菁啟發自己探索新途的基礎。首先應該看到已有學者意識到必須從表象中找出原因來。例如以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聞名於世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他1969年刊佈的《大滴定》一書中敘述了令他困惑的事，即中國文明很早就有紙張，火藥，木板印刷，陶瓷，以及為選拔候補官員的競爭式考試等等，對世界文明發生了巨大影響，卻未上升到成熟的資本主義商業方法，而在中世紀後日漸衰落屢遭強敵入侵。以醫藥，數學等多方面成就貢獻於世的古伊斯蘭也有類似的衰落而在十一世紀被原教旨主義束縛導致衰亡。 為了尋找答案，史學家與社會政治學者普遍運用三分法去看待取得主流地位的思想觀念，時代，與原則。例如在十二世紀有人提出聖父，聖子，聖靈前後相續地分別主導三個時代，而《聖經》作為“永恆的福音“成為準則。法國政治學者讓.波丹把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即東方民族的歷史，地中海民族的歷史，以及北方民族的歷史。英國哲學家培根在其名著《新工具》中敘述了把他所處的時代與古代區分開來的有三大發現：起作用的力量，功效，與後果。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把社會發展歸結為三個階段，指的是麼既無剩餘價值又無剝削的原始社會，有剩餘價值及剝削的階級社會，和有剩餘價值但無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在”文革“期間毛澤東為控制基層想出了許多種”三結合“的人事安排準則。在文藝領域有一句三項式名言，是英國詩人布萊克說的”詩歌，繪畫，與音樂是人與天堂對話的三種偉大才藝“。 也有按照多於三項和少於三項的分類組合方式看待問題的，例如德國哲學家康德把歷史看作是人類道德進步的表現，似乎很有概括性，但因失察於社會演變的不少細節而只起到揭示一種動態表現促使人們注意社會動態的道德層面的作用，卻未能提出有力的方法去制止人為的非道德表現。當然三分法並非全是刻板慣例，史學界常把早期文明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與鐵器時代，這個結論對於大多數古老國家是適用的。 人類是具有複雜社會性的智能生物。人們經歷了歷史上發生過的許多不幸事件的慘痛教訓之後，覺悟到必須實行自由民主法治這三項根本措施以便逐漸趨向理想社會。但是，自由民主的寬鬆也使懷著私心惡意的不良分子有空子可鑽，法制往往被曲解而冤枉了好人放縱了惡人。因此，人們意識到實現了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或社會還需要教育事業來提高人的覺悟。把教育目標訂為德智體全面發展固然美好，可是能做到三方面俱佳的優秀人物在全人類中的比例仍然太小。 中華先賢力倡之智仁勇並輔以尊師重道的教育事業，造就了敢於抵制邪惡勢力的正直有識之士，前中共首腦胡耀邦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所包含的的錯誤，尤其是冒充馬克思主義的新奴隸封建主義的危害，他授意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提出實行綜合治理的口號，然而由於中國社會從奴隸封建制與小農經濟結構擺脫不久，皇權思想與個人家庭利益至上的觀念與習慣勢力仍自上而下地腐蝕着億萬人，社會整體未能形成各種正義力量的充份配合，也未形成專家與群眾的互動或結合，以至於至今台海兩岸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政治弊端和不良社會現象，雖然台灣地區拜民主化之賜而問題不像大陸那麼嚴重。至今為止中華民族尚未實現天下大同或大治。由此可見全息的思維方式還須有全面的社會革新配合，才得以充分奏效。 除了不良社會因素外，造成社會與個人品質問題的還有人性的弱點。生活經歷豐富的同濟大學教授沈志屏先生如今已年近八旬，他從青年時代就研究人性，但也只能獨善其身而扭轉不了社會風氣，正如他經常感嘆的“社會是個大染缸“。 諸如上文提到的負面例子不勝枚舉，改造社會和每人提高自身修養決非易事。先進的覺悟者面臨著如何引導後進者提升覺悟與增長本領同心同德維護人類整體大家庭這一大問題。人們仍然任重道遠，必須加緊努力更大程度地綜觀全局分工合作，並發揮人所固有的創造發明能力，以臻社會美滿人人高尚和幸福之化境。猶如屈原所說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方能達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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