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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虹中學應繼承和發揚其前身的優點而重現榮耀 1978年春季我應上海市北虹中學之邀到該校講演。我雖未曾在該校就讀，卻對該校甚感親切，原因是1945年我父母在抗日戰爭勝利後遷回上海，我三哥插班就學的第一所學校是聖方濟中學，即北虹中學的前身；我早已從哥哥留下的課本與作業本上見到過聖方濟學校的名稱和照片。該校包括初中與小學兩部分，這兩部學生的作業本封面上分別印著“聖方濟小學”與“聖方濟中學”的字樣，但學校的總稱是“聖方濟學校”。父兄輩友人多有畢業於該校的。從他們那裡我得知了那所學校是天主教聖母相公會主持的。人們一般知道天主教執事辦事認真足以保證教學質量，但也以為天主教主持的學校過於刻板。實際上聖方濟學校在管理上是比較靈活的。例如該校分設歐籍部與華籍部，以適應母語不同的學生學習。校方不強求學生成為天主教徒。據統計，不少於半數的學生不是教徒。該校還在舊時屬於法租界的霞飛路（現名“淮海中路”）設有分校，名稱為“聖心學校”； 並且在中文（國語）與英語課程外開設法語課程。 聖方濟學校雖是由西方教會主持，但並沒有像某些其他教會學校那樣輕視中文（國語）教學，其華籍部的國語教學採用經國民政府審定的教材。當然那時的教科書多種並行，並無1950年代後那樣的“全國統一教材”。聖方濟學校的漢語及外語教學內容中的作文課，其命題並不以歌頌宗教為目的，而是切實著眼於語言文字訓練，例如作文命題從無《歌頌偉大的天父耶和華》之類，而是結合學生的實際生活經驗有話可說並且可說實話的《賣花姑娘》，《家庭趣事一則》，《春遊之樂》等等。有學生在自由命題作文時，以歌頌耶和華為主題，校方當然樂見，教師並在講評學生作文時以世界名篇的讚美詩作比較，顯示學生作品與名篇的寫作功力差距而啟發他提高。這堪稱因材施教。另外，為了訓練書法，華籍部初中生的作文是用毛筆寫的，學校定製的作文簿是吸水性能好的軟紙，印著供豎寫的小方格，只是作文簿的封面為耐磨起見採用質地硬而且光滑的紙張。 該校的教師西人與中國人都有，中國教師通常是教會的修士兼任。歐籍部的教師多數是西人，雖然他們對待西人與華人學生都很和藹，但對西人學生更嚴格要求。該校的操場不大，運動設施不多，西人與華人學生往往由於爭搶使用而起衝突，甚至打起架來。這所學校只招收男生，沒有女生調劑氣氛，男學生比較粗野調皮而容易起衝突。每當學生爭吵，西籍教師總是斥責西人學生說“You should behave as a gentleman”(你應行為舉止符合有教養者風度)，而揮手示意華籍學生先走開卻不加斥責。這也許隱含著輕視華裔而不認真教誨的態度。由於教學質量高，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大半被英國著名學府劍橋大學錄取。所以，該校在上海聲譽甚佳。 1950年代中共當局接管聖方濟學校後，廢除了“聖方濟“名稱，因該校位於上海市虹口地區北端的南潯路，故改名為”北虹中學“。可惜的是，北虹中學廢除了聖方濟學校原有的教學管理方式，並斷絕了與國外的聯繫，採用降低了標準的”全國統一教材“並更換了教師之後，教學質量大不如前。校方也意識到這一點才要求我講如何提高學習效率。我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如實講述了我這個從小弱智而且由於”文革“前的錯誤政策而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的老學生之所以取得較好的學習效果而越級成為大學教師並執教多種學科，是因為注重打基礎和吸取前人經驗。我在中學每天課後回家就利用初中畢業於聖方濟中學，高中就讀於徐匯中學與輯槼中學的三哥，與初中畢業於滬江大學附中，高中畢業於南洋模範中學的的二哥留在家中的舊課本自習，從而以聖方濟中學及南洋模範中學在1950年代之前的高標準來要求自己，其中包括上世紀前叶出版的程度較高的國文課本，英文版的《范氏大代數》（Fine’s A College Algebra）， 《龍氏解析幾何》（Loney’s Analytic Geometry），以及不屬於中學教材而哥哥們自學用的席爾斯(Sears)編著的物理學等等。我三哥就讀過的徐匯中學在1950年代前也是天主教主持的，因此開設拉丁語課程，我利用該校出版的《匯學拉丁語》課本自學了一點拉丁語後，從語源和文化的角度大大便利了對其他歐洲語言的學習。掌握了多幾門外語後可以參考的書籍面就擴大了。由於與聖方濟學校同為天主教會主持辦學的學校，徐匯中學的拉丁語課本與法語課本採用聖方濟學校的校舍照片作為插圖。這也是我早就知道聖方濟學校的原因之一。 我在講演中著重陳述了兩點，其一是以聖方濟，徐匯，和南洋模範等著名學校往昔的高標準要求自己，其二是鍛煉綜合思維，在擴大知識量的基礎上逐漸產生質的飛躍而練出觸類旁通的能力，以便突破學習新科目時的入門難關。在我講完後，一位老教師悄悄地對我說“你講述的聖方濟校史及它的教學優點，是我們想說卻被禁止告訴學生的，而且師生們知道北虹前身歷史的人不多。你是應邀而來的貴賓才可以暢所欲言。校長對當前被政治捆綁的教育之弊心知肚明卻不便點破，由你來點破，可是給我校幫了大忙“。 話雖如此說，但我仍擔心我所介紹的北虹中學前身的成功經驗無法不被阻抑地得到應用，只能由聽眾之中的個別學生領悟後像我上中學時那樣自己在家中悄悄地採用。所幸，上海往昔留下的舊書較多，雖遭”文革“期間焚毀，民間仍有珍藏的；“文革”後從海外或港台郵寄中小學課本也不再遭到“海關駐郵局檢查組“（實際是公安局駐郵局的監察人員）沒收，上海的重視教育的家長不難為子女置備優於學校採用的統一教材的學習材料。聖方濟學校只是一個例子，以往名校的成功經驗還有許多，例如往昔漢口的法漢小學與上智中學，天津的扶輪中學等等都足以與聖方濟學校比美。我這個並不聰明的人採用了較好的方法尚且能夠促進學習，世上絕大多數比我聰明而且獲得更好機會與條件的人們一旦採用正確方法後必能產生更好的效果。 自從中國大陸國門稍開後，原先與法國毫無關聯，但校址利用了原上海法租界警察局舊樓的光明中學，僅憑這一外在聯想因素就得到了法國的重視，法國每年提供一批獎學金項目供該校保送的畢業生赴法國留學以增進中法友誼。北虹中學以其前身與劍橋大學的深厚關係，以及分校（聖心學校）在上海法租界的地理因素，卻沒充份開展國際交流去為中華民族培養人才。這不能不令人惋惜。
方能達 2017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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