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創造發明並不神秘但受制於條件

     每一事物的運動演化都遵循某一或某些規律，這些規律並非都不在人們的知識範圍內。然而僅僅知道某些原理而不運用這些原理去分析問題，就沒能把知識上升為認識，依舊難以形成創造發明的能力。

   古人說“學而不思則罔”。這“思”有兩重意義；一是要學以致用去分析和處理問題，二是要鑒別所學的東西是否能被反復的實踐所證明即真正合理。固然誤打誤撞牽強附會偶然也導致發明，但成功的幾率微乎其微，而且只限於簡單的事物。例如古代中國人看見胡桃仁上的褶皺很像人類大腦皮層上的褶皺而認為胡桃仁有健腦的作用，後來也被醫學實踐與生物化學所證實。可是，倘若把這種歪打正著的沒有正確依據的簡單聯想推理方式作為科學研究的途徑就必然會白費許多時間精力而且會走入死胡同。

   這裡我們並不否認聯想的功用，合理的即在正確科學原理基礎上的推論正是創造發明的必經之路，而且卓有成效，例如糖尿病的發現就是因為看到蒼蠅叮病人的尿而推測尿中有可供蒼蠅取食的物質，然後纔檢驗出尿中的糖份來。

   這個例子還表明細心觀察可以引發思路而發現原理或事物的真相。在航海術不發達的古代已有人斷定地是圓的而不是經典所載的“天圓地方”，就是因為觀察到遠來的船舶不僅是體積在人的視野中顯得由小變大，而且是先露出桅桿然後纔見到船身，這正是在球面上運動的映像。既然觀察有啟發思路的效用，人們便仿照自然界現存事物的精巧結構而發明了許多工具，例如鋸子的發明便是因為被植物葉片的齒形邊緣割傷了手而聯想到可以把平的刀刃改成鋸齒。類似於此的大量經驗實例匯集起來便產生了仿生學這一成立尚未滿百年的新學科。

   當人們掌握了豐富的知識而得以從多方面觀察與思考各種現象中包含的問題時，就有觸類旁通和融會貫通之效應。這是古人早已體會到的。舉例來說，雖然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研究的門類重點不同，但他們彼此都不難理解對方的研究成果。歷史學家以史為鑒便至少已是半個政治學家。某些歷史學家對政治問題作出錯誤結論，其實並非他們的史學功底不夠，而是由於人格的缺陷，也就是屈服於不良政治權勢的需要而寧可放棄真理以求得一時自保。這自當另做別論而與我們所述的思維原理並不矛盾。

   正因為豐富的知識有助於融會貫通，所以教學方法應注重打好雄厚的基礎，而學識淵博見解和功夫獨到的名師往往培養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高徒。這樣的例子已經多得不勝枚舉了。中國古代師徒傳授採取小班私淑的方式未能大批造就人才。後來有官辦的縣學，府學及中央一級的太學之設立就是為了擴大人才的造就。清朝末期引入可以招收較多學生的西方學校教育方式是更進了一步。最近三十幾年來中國大陸的大學數量猛增，但並未培養出有較高創造能力的大師級人才，甚至筆者親見有一位延邊師範大學數學系的畢業生居然不知道代數學與幾何學的差別，其原因並非大學不適合培養合格的以至於有較高創造能力的人才，而是政治腐敗侵蝕了教育管理，導致了買賣畢業證書的黑幕。這使我們不能不深刻感覺到不良政治的危害。我們討論具有創造能力的人才之培養就無法避開改革政治環境這一議題。

   人都是有創造發明能力的，就連天資不高的兒童都知道可以把短得握不住的鉛筆頭塞在用作毛筆套的長錐型銅管內來充份利用鉛筆。創造發明並不神秘。好的政府責任在於排除干擾，普及和不斷改善教育，保障民眾充份接受教育的權利，以及學成後施展才幹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