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父母包含的社會責任因素 

       知識程度高的為人父母者應比尋常人更注重把子女培養成社會棟樑。前不久一位國際知名的藝術界權威人士高齡謝世。我們在悲悼之際聯想到她的子女們，並甚為惋惜。

       在中國大陸“文革”期間，這位藝術家與丈夫（也是知名文藝人士）被強加上“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而從專業機構下放到所謂“幹部勞動學校”從事體力勞動“改造思想”，他們的兒女也被分配到基層工商業單位從事簡單勞動，那時這位做父親的覺得自己是清白無罪的，就不願配合毛澤東權力集團政治宣傳需要地低頭認罪。他體現的這種堅持正義與人格的風骨是值得子女們引以為榮的，可是他的子女們卻勸他“別再頑固不化”。這表明他和夫人未能從德育角度啟發子女正確認識社會政治問題。身處中國數一數二的大城市，儘管“文革”期間的書店除馬恩列斯毛著作和中共宣傳文件的單行本外櫥窗與貨架上別無他書，照一位當過中學教師的朋友私下說的是“這樣的書店簡直像是邪教的廟堂”；然而，由於大城市原有的文化澱積，民間仍有書籍流通，出高價仍可在黑市買到被禁的世界名著與學語言的課本及工具書等等。那時位於上海市福州路的外文書店邊上的小巷內就有這樣的秘密書市。上述藝術家雖被降薪，但其海外親屬仍寄外匯資助他們，其子女豈能無錢購書學習。在當時中小學教育一團糟，學工學農學軍佔了許多時間。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照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南翔的說法是“大學的牌子，中學的教材，小學的程度”，誠心向學的人非得仰賴自學不可，需自己開創條件。“文革”結束後，類似於這對藝術家夫婦的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不少人已自學成才，多有跳過大學本科以優異成績考上研究生的，甚至成績達到科學院及社科院研究人員招聘考試要求，而上述藝術家夫婦的子女卻未能進大學。學歷並非衡量知識技能的唯一標準，家庭學習條件優越的人即使未取得高學歷，只要充分利用家庭條件，包括父母的人際關係帶來的良師益友指點，至少可以達到不亞於大學生的平均水準，不至於如今已年過花甲而毫無建樹。我們這群教育工作者在交談中共同惋惜上述藝術家以及社會上一部分類似家庭未能為社會培育優秀人才。固然作為學習條件的外因是通過學習者自身目標與努力等內因起作用的，對於上述藝術家子女欠缺成就的悲劇，子女須負少壯未努力的責任，但其父母把精力放在自身專業成就上而放鬆了引導子女向上的天職，也是令知情者為他們也為人類深感遺憾的。我撰寫此文是希望更多人注重對子女的教育，更希望執政當局注重文教事業，造成使民眾在社會大環境中受熏陶的有利環境；這樣可以多出人材，在打好品德與學業基礎之後，充份意識到或覺悟到自己對全人類應盡的社會責任，而上升到具有創造發明能力為人類作更大貢獻的思想境界與能力水平。

       “文革”後中國大陸首屆全國科技大會提出要“極大程度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科學水平”，曾使民眾大受鼓舞；可是時隔不久鄧小平及其追隨者卻以“反精神污染”等一系列藉口阻礙了上述目標的實現。如今的大學已如北京一位憤世嫉俗的教授所形容的成了培養無崇高目標之庸才的“養豬場”。因此，我們在大力爭取改善社會條件的同時，呼籲身為父母者更著力地為子女開創有助於他們成才的家庭條件；而要這樣做須先樹立為社會貢獻的目標，而不是停留在使子女有謀生的一技之長這一膚淺目的上。

                                   楊申雲          2016年3月31日